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有食即必有食器。兼具其区域与民族特色的木碗，是附着于其民族饮食文化的重要文化符号，从而也是了解其传统文化的窗口。
迪庆州位于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界地，山高坡陡，气候寒冷，一个家庭往往需要践行高原种植农业、畜牧业与商业才得以生存与发展，导致家庭劳动力人口流动性大，而且是在道路崎岖，远离家屋，气候寒冷之地的流动。需要有一种既能够保温，又不易破碎，同时又轻巧而便于携带的食器。其次，处于横断山脉腹地的迪庆森林资源丰富，为各种木器的产生储备了种类多样，并且数量丰足的树木，这是木碗文化产生的必要物质基础。
南接云南丽江，北靠西藏昌都，东临四川康定，西向云南怒江的迪庆，是滇川藏茶马古道的核心区域。如果说茶马古道是以滇藏川三角地带为中心，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商业行为，伸向中国内地、印度、东南亚的古代文明古道，那么，连接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连接内地与边疆的迪庆，则是茶马古道上最为重要的一环。而且，其中的滇藏茶马古道，首先因从产茶区（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地流动到茶叶消费区（西藏、印度、尼泊尔）的茶叶由南向北的流动为主要。可以说，没有茶叶的流动，也便没有茶马古道。而藏区茶叶的大量消费，是与藏区藏民一日三餐皆离不开的穌油茶相关联的。而饮用醉油茶，则木碗是最为传统、最为普遍的食器。于是，穌油茶、茶、木碗也就与茶马古道联系在一起，换言之，有藏民的地方，就必定有酥油茶；有酥油茶的地方，就必定有木碗。而一直承载酥有茶文化的木碗，却是茶马古道上迪庆的特产。因此，迪庆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就成为研宄木碗文化的突破口。
迪庆木碗文化之自然、社会环境
根据考古发掘，远在新石器时代，迪庆高原上的古人类就同今天川藏甘青地区的居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再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某些文化因子和华北地区的相似。这些文化因子应该是从北向南传播到云南，即沿着横断山脉往南迁徙——这些南北路径群被称为新石器古道横断山走廊。因此，廸庆一带是新石器时代云南和其他地区接触的重要路径之一。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关系，是伴随经济发展与生产进步而愈来愈密切的。迪庆高原上的居民与其文化遗留，到青铜器时代较之石器时代更加丰富，并且更加明显地显示出其文化与周围文化的关联。在今天德钦县纳古、永芝、石底，香格里拉县尼西等地发现石棺墓葬群中的随葬品有青铜器、陶器、银器等实物可以断定早在秦代以前就有人类文化遗存，与同一条江——澜沧江上游昌都卡诺遗址文化以及察雅香堆区仁达乡丹玛山岩上，有多年历史的摩崖石刻相互交织，形成了一条明晰的文化带。费孝通先生就曾指出滇、川、藏藏葬走廊蕴藏有十分丰富珍贵的古代文化遗存。藏彝走廊的形成，其主要原因是众多民族在其区域内，或者经此区域而迁徙移动，其主要动因不外乎是逃避战争或寻找便于狩猎、采集的森林草原，以及便于农耕之地。迪庆，就是因为其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而成为多民族迁徙的走廊，也成为其南部的农业文明与北部的游牧文明之间交流互动的通道，从而也成为盛产木碗之地。
迪庆，藏语意思是“吉祥如意之地”，位于云南省西北部，青藏高原南缘，地处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在东经90°35’—°19’、北纬26°52°—29°16’之间，东部、东北部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丽江宁落彝族自治县交界，南部、东南部与丽江玉龙县隔江相望，西部、西南部与怒江僳僳族自治州接壤，西北部与西藏昌都地区比邻。迪庆国土总面积为平方千米，下辖香格里拉（即中甸）、德钦、维西僳僳族自治县3县，年总人33.4口万人。州府所在地香格里拉县建塘镇，距云南省府昆明市千米，距西藏昌都芒康县盐井乡千米。大多沿金沙江、澜沧江两岸修筑的国道，基本是沿着两岸时隐时现的茶马古道主道由南向北延伸。可以想见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无可计数的滇茶就是用马（实际上是骚子）通过此古道源源不断运送到沿途西藏各地，直至拉萨。跟随着马帮的，还有马帮用来喝穌油茶的酥油碗一一藏族木碗。
根据文献记载，处于藏彝民族迁徙与茶马古道重要地段的迪庆，至迟在唐代以来就是多民族汇聚之地。樊緯《云南志》卷二就描绘了一幅多民族杂居该区域，并因民族战争被迫四向迁徙的图景：
裳人，本汉人也。部落在铁桥北，不知迁徙年月。初袭汉服，后稍参诸戎风俗。迄今但朝霞缠头，其余无异。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领兵攻破吐蕃铁桥节度，获裳人数千户，悉移于云南东北诸川。今铁桥城为南蛮所据，差大*将（将*）为城使。长揮蛮，本乌蛮之后，部落在剑川，属浪诏。其本俗皆衣长揮曳地，更无衣服，未披牛羊皮。南诏既破剑浪，遂迀其部落，与施、顺诸蛮居，养给之。施蛮，本乌蛮种族也。铁桥系北大施败、小施贼、剑寻贩皆其所居之地。男以增布为缦裆跨。妇人从顶横分其发，当额并顶后各为一髻。男女终身跣足披羊皮。部落主承上，皆吐蕃伪封为王。贞元十年南诏攻城邑，虏其王寻罗并宗族置于蒙舍城，养给之。顺蛮，本乌蛮种类，初与施蛮部落参居剑、共诸川。畔罗皮、铎罗望既失邓川、浪弯，退而逼夺剑、共，由是迁居铁桥以上其地名剑宪。在剑寻赕西北四百里，男女风俗，与施蛮掠同。其部落主吐蕃亦封为王。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虔其王傍弥潜宗族，置于云南白岩，养给之。其顺蛮部落百姓，则散隶东北诸川。磨蛮，亦乌蛮种类也。铁桥上下大婆、下婆、三探览、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也。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群。终身不洗手面，男女皆披羊皮。俗好饮酒歌舞。此种本姚州部落百姓也。南诏既袭击破铁桥及昆池等诸城，凡虏获万户，尽分隶昆川左右，及西義故地也。磨些蛮，在施蛮外，与南诏为婚姻家，又与越析诏姻妞。粟、栗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茫部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丈夫妇人以黑绪为衣，其长曳地。又东有白蛮，丈夫妇人以白绪为衣，下不过膝。铁桥城……见管浪、加萌、于浪、传兖、长禪、磨些、扑子、河人、弄栋等十余种。
其铁桥上下及昆明、双舍至松外以东，边近庐水，并磨些种落所居之地。
上述可知，尽管因为南诏与吐蕃之间的战争，分布于该区域的傈僳与怒族先民施蛮、顺蛮、长襌蛮、栗粟两姓蛮与磨蛮（纳西族）等十余种，呈现出了民族迁徙走廊多民族迁徙汇聚杂居之特征。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主要民族因“土多牛羊”，而其服饰多“披牛羊皮”，体现出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征；其二，尽管《云南志》没有明确记载当时迪庆一带藏族先民‘‘吐蕃”的具体情况，但有史料也透露出其人口之多：
铁桥城在剑川北三日程，川中平路有驿站。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用*破东西两城，斩断铁桥，大笼官己下投水死者以万计。今西城南诏置兵守御，东城至神川己来，半为散地。
因战败城破，“大笼官已下投水死者以万计”，说明当时吐蕃人口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并在战争中深受其害而成为战争的牺牲品。他们在和平时期，则是其南部的农业文明与北部的游牧文明交往互动的桥梁。之后，随着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增大，同时汉地对藏区的药材、皮毛等的需求量增大，周围更多的民族也加入到茶马古道沿线的行商坐贾与马帮队伍中来；加之与茶马贸易附带的生计的兴起，如白族铁匠与纳西族皮匠、建筑师在此沉淀下来，成为迪庆州的居民。
明清两季纳西族木氏土司与吐蕃持续多年，前后次的战争，也足以说明主战场迪庆一带吐蕃人口甚多。而纳西族战争移民至此者也屡见于记载。清代余庆远《维西见闻纪》就说：
麽些，即《唐书》所载麽些兵是也。元籍丽江，明土知府木氏攻取吐蕃六村、康普、叶枝、其宗、喇普地，屠其民，徙麽所戍之，后渐蕃衍。
可见迪庆以藏族为主体民族，兼有纳西、普米、傈僳、白、汉等多民族杂居的民族格局从唐代就一直延续下来。
可以想见，尽管因为战争而必然使战争双方的人口有所增减，其分布也有所伸缩，但是多民族杂居的基本格局一直未变，不同民族在不同海拔高差的地理环境中从事不同生计方式的传统也不变。这样，凝结着多民族生存智慧的木碗文化就应运而生。
如迪庆藏族在民居的空间形式上既有宪、藏传统的建筑文化和技术，又不同程度地接受与借鉴了汉、白、纳西的建筑技术和艺术形式，形成了有别于其它地区藏式民居的特点「。其建筑用材以本地丰富的木料、石材为主，而木艺则一致是其南部地区的剑川白族所擅长的。滇西北有彥语说：“丽江粑粑鹤庆酒，剑川木匠到处有。”明清以来，大理、丽江与迪庆建筑中的木匠精细活都基本上是剑川白族木匠所承担。除了短期来迪庆揽木匠活的剑川木匠之外，也不断有剑川及其以北的丽江九河白族沿金沙江北上迁徙到迪庆。今天迪庆香格里拉金沙江边村落有不少是剑川与丽江九河迁徙来的白族，如兴隆村的史家、李家、章家皆是先从剑川迁到丽江九河，再迁徙到兴隆村。其历史记忆说远祖来自南京柳树湾大石桥，之后又从剑川迁到九河，九河再迁到此地。从中也可以看出白族、汉族文化伴随其北迁而传播到迪庆藏区。那么可以说，白族、汉族的木文化也是成就的庆木碗文化的源流之一。
傈僳族是迪庆最早居民之一，在唐代《云南志》中就记载课僳先民“施蛮”、“顺蛮”与“长禪蛮”分布于此。傈僳族是一个典型的山地民族，历来靠山吃山，所有衣食住行皆取材于山，因而对于山、对于山中之木极为熟悉，也喜欢选择高山林密之地生存。在迪庆，傈僳族主要分布在金沙江与澜沧江两岸海拔米以上森林茂密之地。那里不但加工木碗的各种树木多，而且，在加工木碗过程所需的松香、桐油皆来自山区懐僳。这样，就形成了傈杰供应木材、松香、桐油，藏族则吸收多民族文化制作木碗，木碗又反馈于区域内多民族的传统。
又因有茶马古道将云南至西藏、云南至四川的藏区联结起来，各地藏族对木碗的大小、造型、功用等都有不同的需求，因而也不断促使木碗师傅制作出满足各地藏族等消费者的木碗，使木碗从单一的酥油碗（也是饭碗）发展为多样化，最终成为产品琳琅满目的木碗系列。
总之，是迪庆藏族所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造就了木碗的产生，而茶马古道则又促使木碗文化发展，使其成为迪庆文化，乃至整个藏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传佛教场域中的迪庆木碗文化
木碗中专门有一类是“和尚碗”，僧人从出家到去世对这个碗不离不弃；而一般的村民去世之后，如其生前所用木碗是好碗，其木碗就献给活佛，由活佛供在佛前，或者在有白塔开光时放进白塔里。所以藏传佛教寺院也是使用木碗的重要空间，僧人也是消费木碗的主要群体之一。那么，就有必要对迪庆的藏传佛教追根溯源。
前述藏族先民至迟在唐代就因战争，以及寻找经济资源等因素迁徙到了迪庆，虽然屡经战乱，但至今一直都是迪庆的主体民族。藏传佛教是藏民族的宗教，是藏文化的核心。可以说，哪里有藏民，哪里就有藏传佛教。藏族从其核心聚居区迁徙到迪庆，也把藏传佛教带到此地。而且，伴随其历史上管控区域的伸缩，藏传佛教的影响区域也随之伸缩。但是，迪庆历来都是云南藏传佛教的核心地。
藏传佛教在迪庆的传播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据调查，最早传入至少在年前，据维西塔城乡其宗村的‘‘达摩祖师洞”活佛介绍，年前就曾有一位名“罗几竹玛”的圣人在此修行过；宋代有“达摩袓师”从印度到汉地弘法，绕道云南寻找慈母亡灵，后来在此坐化，上身化为火，下身化为水，因而得名“达摩祖师洞”。位于祖师洞左、右两侧的来远寺、达摩寺建寺至今已有多年。明代，因丽江木氏土司的支持，喝举教派在康南一带发展迅猛，在香格里拉境内建寺院大小一百多座；在木氏土司统治区域一丽江纳西地区也有噶举十三大寺，大部分至今尚存。总之，宗教生活是藏民族与同一区域的其他民族精神生活中的一大内容。正月初十“大宝寺转经”，正月上旬“米朗钦波”，正月十五迎佛，五月赛马会（纪念山神香格里拉英雄纳主都杰，七月大转经，冬月“格都节”等，都是迪庆僧俗共庆的传统节日。
从文献记载看，从公元世纪初到世纪初的多年时间里，正是印度佛教正式传入西藏，并经过一百多年与藏族原始宗教苯教的反复较量抗衡，直至相互融合，于赤德祖赞—年时，获得重大发展，并随吐蕃*权在*事、*治上的极大扩张而兴盛起来。之后的牟尼赞普（—年和赤德松赞—年继续弘扬佛教。赤德松赞不仅让其长子出家为僧，以示对佛教的尊崇，而且，还让佛教徒干预*事，开创了宗教徒参*的先例，以至以后在西藏形成了*教合一的统治格局，这也影响到迪庆藏区。这是西藏宗教史上的“前弘期”。此时期在西藏佛教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宁玛喇嘛，后来成为藏传佛教的一个派别一一“红教”。以后在“后弘期”时，才演变出萨氏、鳴举和格鲁诸派，先后对滇西北地区有所影响。白族学者徐嘉瑞就认为：
及贞观幵远之际，佛教始输入大理，其输入之路线，一为印度，二为缅甸，三为西藏，其他一路，则中国是也。……帷有西藏一路，则在地理、*治、*事上与南诏关系甚密，而风俗习尚及民族迁徙关系亦多，南诏佛教之传说，亦以密教为最多且久，即印度僧人有入南诏者，亦皆为密教法师。……由此种种推断，则佛教输入大理，实以西藏为主流，而影响之大，亦在缅甸与中国之上。
竟然迪庆边缘的大理一带都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那么可以想象迪庆境内藏传佛教之盛。
不仅由于滇藏两地间密切的*治关系，更由于两地间地理上的自然连，两地间息息相关的茶马互市等经济交往，带来了两地间各种文化因素的传播流动，而两地间宗教等文化方面的一脉相承，更使得滇藏茶马古道这条*治、经济、交通三路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文化纽带。
迪庆的藏民每家都要精心布置一个佛堂，全一天香台，早晚敬香祈祷。在过去也以能供养一个嘛为上，即每家力争有一个儿子去当嘛，据说这比修建一座金佛塔的功德还大。如果家里有丧葬，必定请喇嘛念经超度，寺院在每年夏季还要为民众念诵求雨经、防雹经。
纳西族还结合自己民族的原始宗教与藏族苯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而形成了东巴教，普米族则将自己民族的原始宗教与藏传佛教、藏族苯教、纳西族东巴教相融合，而形成了韩规教。就此，我们可以认为，因为与迪庆藏族相互混居的其他民族，尤其是纳西族、普米族等对于藏传佛教的吸纳，同时也将吸纳有着藏传佛教文化元素的藏族器物。对于木碗的喜爱，就是其表现之一。
迪庆一些源自宗教信仰的民族节日往往包含有浓重的宗教元素，可以呈现出许多宗教文化特点。曾为茶马古道一大“码头”的云南德钦县奔子栏乡的藏族却不像其他藏地一样盛行藏历新年，而是隆重的欢度“汉式”春节。从农历正月初一到正月初十五，整个节庆好似内地某个汉族村庄的春节。他们也很讲究年三十全家团圆，欢欢喜喜过年关；初一串门访亲拜年，长辈给晚辈压岁钱；初二则全到嫩嘛寺拜佛，添灯敬香，祈请嘛摩顶、拴吉祥绳，以示新年祝福；初三、初四全家到祖坟敬供酒菜；初五、初六，全村集体进行隆重的敬山神“拉斯”仪式。把村子西北方向的日尼山视为山神，称为“心山英雄金刚”，每年春节都要敬拜祈祷。在奔子栏的所有节庆活动中，汉、藏、白、纳西等民族的佛教、东巴教、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与汉族的敬香神活动等等宗教内容融合在一起，形成茶马古道宗教文化的一大特色一一多元性、融合性。在节日烧香拜佛中所用木碗，也同样承载了如此丰富的藏传文化信息。
又如丽江的五大寺一一福国寺、文峰寺、指云寺、普济寺、玉峰寺，都属于藏传佛教宁玛派寺院，建筑风格兼容了汉、纳西、白等民族风格，其中著名的丽江壁画，更多有藏画风格，有的本身就是藏画，与藏族“唐卡”无异。如大宝积宫西壁绘宁玛派祖师及“大宝法王”、“四宝法王”等，南壁绘“孔雀明五大佛母”、“南无五色毫先光母”等，都各有藏文题名。大定阁所绘护法神“昌那*支”，福同寺护法堂所绘诸护法，内容及画风都与藏区喇嘛寺一样。
总之，作为藏民族的主体信仰的藏传佛教中，木碗是神圣的器物；而纳西族普遍信奉的东巴教、普米族信仰的韩规教，与藏传教及藏族苯教有着深远的渊源关系，因而纳西族、普米族的僧人同样接受“和尚碗”，哪怕是远赴拉萨、甘孜等地学法，这个“和尚碗”同样作为一身不离不弃之物。
再则，无论是藏族或是纳西族、普米族，都有基于对藏传佛教信仰的共同审美基础，但同时因迪庆木碗所流行区域不同，各地僧人、信众对木碗大小、形制的需求也是不同的。这种区域差异性，也是木碗文化变迁的因素之一。
木碗——以藏族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的结晶
上述可知，在被称作“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与“天府之国”四川盆地之间，—片南北方向的高山深谷并列着往南延伸，所构成的横断山脉峡谷、斑口，自古以来成为沟通滇、川、藏三省（地区）的藏族、汉族、族、纳西族、白族、普米族、傈僳族的联系通道。迪庆正处于滇、川、藏的边缘的三角（四川甘孜、云南丽江和西藏昌都）地带，长期以来该区域内众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孕育出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就云南而言，是有别于其他民族地区的藏文化；而就西藏而言，这又是一种有别于前后卫藏与阿里地区的康区文化“滇川藏边三角区”的地方文化。其动因与木碗文化的形成一样，是由多重因素导致的。
从云南藏区核心地迪庆在茶马古道所处空间位置来看，首先是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的迁移流动造成的。中国在人以上的民族有种而云南一省就有个，地处云南之北的迪庆则有十几个民族。追溯云南各民族源流，其中相当一部分因在不同历史时期“南迁”而来。《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公元前世纪云南境内各民族部落时说：‘‘皆氏类也”，氏宪系统各族共同的祖源地是甘青高原，以游牧生计繁衍生息于此。公元世纪中叶以后，秦国发动大规模征服兼并其西部的氏宪部落的战争，不少氐宪部落因“畏秦之威”而向西地区迁徙。有的则迁至西藏，有的迁移到四川西昌一带，还有一部分则是在西藏与川西之间，并由此继续向云南西北部与东北部迁移。这样，滇、川、藏三角地带就成为氐县系统族群流徙的主要路径之一。
另外，各族统治者因势力膨胀而向外扩张所进行各种各样的征服活动，也是造成这一域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公元世纪初，吐蕃松赞干布在拉萨建立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各部落，吐蕃势力大盛。其势力扩张到云南西北地区，公元年进入到再海北部地区；公元年，吐蕃在丽江塔城设置神川都督。之后，吐蕃利用南诏*权与唐朝的矛盾，曾一度使南诏归附自己。在此背景下，藏族文化随吐蕃*民的南迁而大量进入川西和滇西北。时至今日，不惟丽江纳西族与南达剑川、再源，甚至大理州府所在地下关一带的白族也有喝酥油茶的习惯，并配以丽江把粑，形成了滇西北一道独特的饮食习俗，同样也认为用木碗喝醉油茶才地道。
明嘉靖、万历年间，丽江木氏土司得到中央王朝的支持，以朝廷西北“藩窝”自居，势力逐渐强大，长时期向北进兵，先后攻破藏区碉楼数百座。明末清初木氏土司的控制区域，不但包有今天云南的维西、香格里拉、德钦，而且还远达四川巴塘、理塘一带。在其控制区内，木氏土司一方面派兵驻守，另一方面鼓励农耕，收耕田税，如是荒地则加税，并分批迁入纳西族、白族民众，使农耕文化明显北移，原来的游牧之地与荒山荒坡田畴遍野，五谷丰登。纳西族与白族的北迁，不仅将农耕文化向北推到藏之外，其他的衣食住行、语言、节日、歌舞，甚至其宗教也随之传播到迪庆，使迪庆成为多元宗教并存区域。这在《消失的地平线中》就有很生动的描述。
当然，造成滇川藏边三角地带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更主要的是基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长期的互通有无的经济交换。云南藏区，以及与之相邻的四川、西藏藏区高山草原遍布，牧场辽阔，历史上盛产耗牛、狻马、胡羊、皮张等畜产品和麝香、冬虫夏草、贝母等名贵药材，而云南、四川除发展了发达的农业耕作技术，生产粮食和农产品外，还盛产藏地不可缺少的茶叶。至迟在唐代云南就已经有种植茶叶，翻掉《云南志》卷七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是在今天云南的普在景东、景谷及其以南地区。在云南临沧、普洱、版纳等地发现的野生茶树王，也说明云南产茶历史悠久。这为历史上长期的汉（包括纳西族、白族有回族等、藏等民族之间互通有无，进行以茶叶北上，与藏区山地进行产品交换的商品交流，进而推及为全面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成为滇川藏边交界区文化发展和交流的突出特点，木碗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据史料记载，藏族饮茶习俗，是唐代文成公主进藏时带进去的气如果记载没有错，那么，茶马古道也至迟在唐代就开始了，使用木碗喝茶的历史也开始了。也是云南藏区为西藏藏区与四川藏区边缘地带制造、使用木碗的历史。因茶具有提神醒脑、清心降火之功效，历来是佛道界的最佳饮品，佛教徒中曾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禅宗初祖达摩面壁修炼年，有一次竟在沉思中睡着了，醒后后恼怒之至，便割下自己的眼睑扔在地上。眼险落地后便生出根系，长成一棵茶树。便达摩取其叶浸泡在热水中，饮后睡意顿消，坚持面壁十年修成了正果，最终创立了禅宗。唐代《维西闻见录》也说：
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以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以此相传仿效，遂成风俗。
上述可见，茶与佛教修炼关系甚大。另外，用现代科技手段化验分析，茶叶含有多种无机矿物和多种酷类、生物碱、糖类、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酶等营养成分，茶便成为以肉食、乳食为主，并缺少菜蔬的牧区少数民族不可缺少的日常生活必须品，用饮茶可以去油腻、净荤腥、助消化，并补充身体所需养分。以茶叶与酥油结合制成的酥油茶，不仅是油脂与维生素的结合，也是汉地（包括云南少数民族）与藏地饮食文化的交融，由此才能够使高寒藏区的藏民饮食中营养的平衡。因此，“茶马互市”为主的茶马古道甚至可以说是藏区藏民的生命线。藏区对茶叶的需要，就成为汉藏等民族商品交换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驱动力。
总结
与众多民族民间工艺文化一样，传袭已久的迪庆藏族木碗文化在当下也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如个体木碗生产者市场博弈能力与资本的不足，*府保护生态与发展木碗业之间的悖论的困扰，地方经济贫困对于木碗扩大再生产的影响，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衡对于木碗再生产的影响，等等。总而言之，迪庆木碗业在貌似欣欣向荣的背后，实际上潜伏着诸多危机。但是，需要明白的是，正如迪庆木碗业并非进入到完全的“非场所”，而仅仅是介乎于与“场所与非场所”之间的“亚非场所”一样，应该是中国所有地域性、民族性的手工艺发展中的一个共同的点境，从中出现的木碗艺人传承断层是极为致命的。这不仅仅需要诸如上文中所看到了唯一的州文产办的身影之外，可能需要更多的*府力量介入与民族精英在此领域的文化自觉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