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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人第一次见面大约是在30年前的斯沃思摩。我当时才17岁出头，是个胆小内向的布鲁克林技校毕业生，来到这所小型的教友会学院时，别人已经第二学期开学。在教学主楼的教室里，两个男孩使我吃了一惊。他们似乎象征着整个学院的风度：休正对约翰·东尼那些深奥的诗作大发议论，查利则专注于吐出一串串烟圈。我对这些都是一窍不通。他们比我大两岁，看上去比我懂得多得多。休长得酷似影星马龙·白兰度；不过无论是他本人或是其他人都很清楚，他肯定会成为一名作家。查利满头微卷的红发总是乱蓬蓬的，似乎有不少比仪表更重要的事得去考虑。他今后很可能成为心理学家，但那时他正被小说家菲茨杰拉德的生活方式和出众的才华所吸引。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三人不停地交换着讨论的话题———上帝、文学、人性，以及最热门的主题———姑娘。我认为正是这种整日整夜的长谈使我们早先的友谊牢不可破，因为这种友情需要大量的时间在一起，这在后来的日子里就难以办到；此外，还有参加辩论的冲动，以及表现自己欲望和对新思想新观点的接收。
我和休都是纽约人，出身于忠实的犹太教徒家庭，查利则是波士顿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的独子。他的母亲是一位瘦弱的护士，很少与儿子交流思想；他的父亲已经住进了一所精神病疗养院，事实上也再未离开过那里。那些年，我和休都有了不少改变，但基本上依照的是传统文化。查利的成就是最令人吃惊的：他几乎在短短数年中，就重新塑造了自己。
查利最先结婚生子。年，他与一位南方女子结合，我充任男傧相。数以百计的宾客们身着盛装，围在新娘身边；查利则只有他的母亲、姨母、姨父，再就是我的一家和休。
五年后，从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中摆脱出来的查利来到了纽约，从事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他终于再一次结婚———新娘是一位优雅含蓄的女士，她对我们三人之间那种亲密而喧闹的关系似乎颇为不快。当我们各自组织自己的小家庭时，查利的新夫人渐渐把他引出了我们原先的圈子，我和休一直很忙，根本无暇注意到在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直到有一天忽然发现查利夫妇已与我们失去联系。
15年过去了。休已是一位成功的小说家，我则是一名出版商。在一次晚会上，我偶然邂逅了一位熟知我们过去的女士。“你知道查利的消息吗？”她说，“他又离婚了，眼下住在安纳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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