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1/3/23 22:59:00
组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年，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邓小平、陈毅、李先念、习仲勋、张经武、张国华等参加会议。张经武在会上作了《关于西藏地方工作的报告》后，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年6月23日，达赖回到拉萨。这期间，张国华、谭冠三这些西藏工委、*区的领导人私人与达赖的交往、关系都相处越来越好了。但阿乐群培等人于年9月15日以“人民代表”名义向工委递交所谓的“意见书”，公开提出反对《十七条协议》，反对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反对改编藏*，反对停用藏银，反对兴办学校和修筑公路等。张国华面见了达赖，并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提请噶厦出面，申斥阿乐群培等人的非法行为。11月17日，噶厦宣布“人民代表”为非法。“人民代表”遂转入地下，与西藏其他分裂主义分子互相勾结，活动更加诡秘。年的2月11日，国务院决定撤销6个大*区，全*划编为12个大*区。5月1日，西藏*区成为12个大*区之一。7月30日，张经武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间驻北京工作，仍兼任中央驻藏代表和西藏工委书记，并于年1月兼任西藏*区第一*委。因此，工委、*区的工作主要还是张国华投入了全身心的精力，但每遇重大事情和工作，张国华都要主动向张经武通报商量后，与谭冠三、范明等领导讨论展开。这一年的9月27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授予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阿沛、朵噶·彭措饶杰中将*衔；授予陈明义、李觉、范明、王其梅、金绍山、刘振国、张忠少将*衔。年6月18日，张国华等位在革命战争中有功人员被授予八一勋章、八一奖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解放奖章。阿沛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这个时候，张国华感到压力很大，特别是从年到年这7年时间里，他内心需要承受的压力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住的。在干部使用、定级上，他为了内部团结的大局，尽量照顾跟随范明进藏的18*独立支队的干部，而18*的干部，定23、25级的多，这样的级别，在内地部队当时也是不多见的。好多资格比18*独立支队还老的干部，却比他们定得低，一时间，18*的好多干部不理解司令员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他们，直到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干部才明白司令员当初不得已的良苦用心。在总结进藏后的工作时，张国华感到：“进藏部队与地方工作人员坚决按照“协议”办事，没有触动西藏的*治制度，地方*府各级官员照常供职，以达赖为首的三大领主继续维持着“*教合一”的统治，农奴主照样作威作福，西藏人民深受压迫剥削，毫无一点自由权利，生活极其悲惨痛苦。尽管进藏的人民解放*尽力为群众做一些好事，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解决人民于水火。根本的办法是要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让西藏民族与全国各民族一道，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年3月16日，以陈毅为团长、张经武、汪峰、天宝等为副团长的中央代表，到达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这之前，毛泽东、刘少奇还专门题词祝贺，周恩来更是倾力为此事操劳。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新中国已经开始实行第一个5年计划，正式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问题被提上日程。在京参加全国人大第一届会议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与有关方面领导人，经过反复认真协商，准备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工作。年3月10日，周恩来在举行宴会欢送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达赖和班禅时讲话说：“现在西藏的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今后的工作，一是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二是想法减轻人民的负担。”周恩来的讲话原则上明确了西藏地区下一步的任务，也是让西藏的领导人们做好思想准备。总理的指示，经谭冠三、范明传达给了张国华。于是，西藏工委于年1月中旬，在拉萨召开代表会议。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研究了在西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问题。由于当时全国正在大张旗鼓地对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四川、青海、甘肃等邻省藏族地区也开始了民主改革。张国华考虑，为迅速跟上全国前进的步伐，西藏的改革有必要抓紧一些。会议研究西藏的民主改革要有准备、有步骤的实施，并决定首先在昌都、日喀则地区各选一个小的地方进行改革试点。选择这两个点的原因是，昌都地区解放时间较早，已经有5年多的工作基础，上层与群众的条件较好；日喀则属于班禅管理地区，班禅表现进步，有要求改革的愿望。通过首先在昌都和日喀则地区开始民主改革，可以推动达赖管理地区的改革进程，起到“抓两头、带中间”的作用。年2月12日，正值农历正月初一和藏历火猴年元旦，在京的西藏参观团藏族上层人士拉鲁·才旺多吉、拉敏·益西楚臣、桑颇·登增顿珠等，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拜年。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谈话。在谈到民主改革问题时，毛泽东指出：“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什么时候进行，由你们自己去决定。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要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下决心，要由西藏的僧俗官员和寺院里的喇嘛、堪布们决定。要有一个酝酿的时期，一年、两年、三年，通过讨论、打通思想。”“贵族、喇嘛有好多人害怕改革，你们回去后要对贵族、喇嘛多做工作，不论如何改革，对他们的*治地位、生活水平都要维持”。“关于民主改革这一条，这里要讲清楚，不要回去乱讲，说我讲了西藏现在要实行土地改革了。我是要你们回去酝酿，回去报告达赖和班禅，可行即行，你们如果都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能一定叫你们做什么，我只是提建议给你们，采纳不采纳是你们的事，不要误会。”2月25日，甘孜少数上层分裂分子首先在色达、义敦、理塘等地发动了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而毛泽东的讲话精神，由拉鲁和拉敏等人带回去西藏传达后，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西藏上层人士的情绪。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成立时，中央代表团团长陈毅副总理讲话，称这是西藏民族团结进步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是中国共产*民族*策的一个光辉胜利。根据宪法规定，各民族要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落后状态，发展*治、经济和文化事业，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内部进行必要的改革。年签订的协议，中央对西藏的改革事宜已经采取了肯定的态度，但是中央对于西藏民族内部的改革，一向主张要根据本民族的自愿来做。筹委会成立大会的第二天，达赖喇嘛在会上讲话说：“社会主义和西藏现有的具体情况相距很远，我们必须逐步进行改革。但什么时候改革，如何改革，这还得看工作发展和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同时是要西藏的领导人员和广大人民自己商量去进行，而不是由别人强迫包办。这点在毛主席对西藏致敬团、参观团的谈话中均有明确指示。”达赖说，毛主席再三叮嘱我们改革慢慢来，不能性急，同时还明确告诉索康以及去年参观团的拉鲁等人，改革是把大家的生活改革好，而不是改坏。所以对于改革的顾虑和惧怕是不必要的。有些人别有用心地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以后，西藏就要进行改革，这完全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挑拨。班禅额尔德尼认为：“西藏的改革问题，是要由我们西藏人民自己来决定，上级人民*府只是领导和帮助我们，决不会包办代替。但是我们必须懂得为了本民族的进步发展和世代子孙的幸福，以及与各名族共同进入社会主义，希望大家对于民主改革，都能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班禅讲话中不仅表示拥护中央关于改革的方针，还提出：“我们愿意首先在所属地区试办，以便取得经验，然后推广全区。”时任*区司令员并负责西藏工委工作的张国华讲话强调，为了使西藏民族跻身于先进民族之列，过渡到光明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去，西藏人民必须进行改革才有可能。但西藏的改革不是由少数人和中央下命令来改革，而必须依照西藏民族多数人及公众领袖的志愿来决定。如果条件不成熟，就不急于着手进行改革。他们的讲话肯定西藏进行改革是必要的，承认中央对西藏改革所规定的方针*策是适当的，都没有说明改革的具体时间和步骤。只是宣传了中央对西藏改革的指示精神，并没有做出任何具体决定。对于这种情况，陈毅曾幽默地称之为：“君子动口不动手。”有关在西藏实行改革问题获得大会全体通过，表明已在事实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但是仍由大量的稳定上层的工作需要做。年4月29日，以陈毅为书记的中央代表团*组向中央报告说：“四川藏区发生叛乱的消息传到拉萨，在喇嘛、贵族上层中间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恐惧，怀疑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和代表团来藏是来搞改革的，对这两件事的态度由热情转为冷淡。”报告说：“拉萨对四川藏区叛乱发生的原因有多种传说，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叛乱是由斗争上层、收枪、收税和破坏宗教引起的。”经过中央代表团领导和西藏工委领导“召开上层分子座谈会，广泛地进行拜会、访问和向寺院发放布施等各种活动，宣传中央的*策，解释误会，揭露谣言，局势已逐渐稳定下来。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已胜利闭幕。估计再继续进行一些工作之后，拉萨的局势可进一步安定下来。”4月30日，陈毅副总理接见西藏噶厦、班禅堪厅、昌都地区三品以上官员代表，针对他们中一些人的思想顾虑，着重讲了四个问题：第一、我们是来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的，不是来搞革命的；第二、关于对待宗教问题，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尊重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院；第三、我希望噶厦、堪厅、昌都三方面都能够团结起来，要互相谅解，互相帮助，不要争高低；第四、改革是一定要改的，如果不改人民的生活就无法改善和提高，改是改好，不是改坏。关于康南、康北发生了不幸的叛乱事件，达赖、班禅向我建议：派人去打听一下消息。我赞成这个意见，弄清是非，是谁对谁错。西藏的民主改革到底如何搞法，当时大家心里还没有底。张国华再三考虑，提出了一个方案，经与张经武、谭冠三、范明等人商量后，向中央请示，西藏工委决定派出人员到外地学习改革的做法和经验。4月中旬，由工委副秘书长张向明率领工委机关和各分工委的县委书记、*代表等一批干部，前往已经开始民主改革的甘孜地区。他们在甘孜参加了地委的有关会议后，分别到康定、甘孜、乾宁、德格等几个县参观学习。然而这时的甘孜地区已经发生叛乱，部队已经在康区开始平叛。学习人员遂很快返回。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后，西藏工委主要负责人张经武、张国华离开拉萨至北京开会，由副书记范明主持工委工作。此时在部署大力宣传西藏民主改革的同时，铺开了改革的具体准备工作。6月30日，西藏工委上报了《关于西藏地区年至年五年规划的初步意见》，认为西藏目前的*治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可能和必须着手进行民主改革的新阶段，提出“在年至年5年内，西藏地区的总任务就是要在西藏地区逐步地完成民主改革”。《五年规划》“都应是围绕这一总任务，并为这一总任务服务。都应当是为逐步地完成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准备力量，创造条件，打下基础，减少阻力的措施。”《五年规划》提出，今冬明春在昌都和日喀则班禅地区实行民主改革重点试验。此外还确定；加快吸收和培养藏族干部，发展藏族*团员，从内地增调汉族干部，成立工会和扩大青妇联组织等。7月10日，西藏工委在《年第二季度工作综合报告和第三季度工作安排》中又说：“西藏的民主改革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达赖、班禅在自治区筹委会上提议并经过会议全体通过，事实上已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过去我们对这个形势发展估计不足，现在必须抓紧这个机会，大力进行宣传和重点试办工作。”这两个文件，实际上突破了自治区筹委会成立时中央有关民主改革的指示和西藏工委主要领导人在发言中对民主改革的阐述，把对民主改革的宣传讨论，变成进行民主改革的具体准备和行动。在宣传舆论上已开始大造改革的声势。刚刚创刊的《西藏日报》大量刊登有关改革的新闻和文章。8月4日，《西藏日报》刊登了修建当雄机场的藏族民工代表要求实行民主改革给达赖的请求书。随后，西藏工委报请中央组织部批准，从内地各省市调多名汉族干部陆续进藏，并且在西藏吸收了大批藏族干部，各级**机构急剧膨胀起来。其实真正看到改革是大势所趋，而且愿意实行改革的上层人士只是极个别的；大多数上层人士则心存疑虑，开始出现不安情绪。索康·旺钦格勒等人在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后，就借口金沙江以东藏族改革的所谓“偏差”，极力反对在西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不但继续支持江东地区的武装叛乱，而且积极策划了昌都地区的局部武装叛乱。准备进行改革试点的昌都地区，于5月23日召开的昌都地区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有关改革等事宜。昌都地区自年冬解放后，没有建立正式的人民*权，只在地区和县两级成立以上中层人士为主的、寺庙僧侣上层分子担任了宗解委员会乃至主任、副主任职务。同时，解放*向各宗派出*事代表，协助解委员会开展工作。几年来，各个宗的解委会在贯彻昌都地区解委会的决议和上级指示方面，特别是在担负运输物资等方面，头人们大都积极同解放*合作，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参加此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包括各个宗的解委会主任和委员、各大寺院的宗教界上层人士，工商界的人士等，有余人。这些代表中有曾经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的上、中层人士，包括解委会副主任帕巴拉·格列朗杰、邦达多吉、德格·格桑旺堆等人外，下属个别的宗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如盐井宗的贡嘎喇嘛、类乌齐宗的庞求活佛、丁青宗的呷日本，以及江达的齐美贡布、芒康的普巴本等人。其中帕巴拉、邦达多吉、格桑旺堆被选为自治区筹委会常委，贡嘎喇嘛、庞求活佛和呷日本等被选为筹委会委员。昌都地区人民代表大会在昌都分工委书记、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主任王其梅主持下，介绍了自治区筹委会成立的情况和意义，传达了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张国华在会上的讲话内容，讨论了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等有关决议。与会代表发言踊跃，讨论十分热烈。当涉及到本地的改革问题时，由于民主改革将触及他们的切身利益，有一些头人就一反常态，使讨论改革的会议开不下去。盐井、芒康、江达、察雅、左贡等宗的头人公开威胁说，昌都地区如进行改革，他们就要发生叛乱。王其梅及时同普巴本等人谈话，进行解释。由于会前没有在上层中充分酝酿，会议期间也没有充分地协商，最后通过拥护民主改革的决议比较勉强。6月20日，芒康宗（当时称宁静）老然寺活佛扎巴、宗解委会副主任普巴本·楚臣江村、解委会成员麦巴本·格桑旺杰和日西本·扎巴洛珠等人，以宗解委会的名义秘密召开全宗的18个头人开会。普巴本在会上宣称：“从现在起，我们不再担任主任和委会之职，而告辞了”，“今后他们（指*代表）说什么，我们都不听从了，必须按自己的意志去做。官民要恢复过去的样子，抵制不合心意的改革”。他强调江东地区目前实行的改革，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现在那里正在和解放*打仗；看形势已轮到我们的头上了。如果要进行改革的话，我们也要组织百姓来反抗，同人民*府和解放*斗争。7月中旬，芒康宗正式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原定出席会议代表90多人，实际到会不足一半，他们已明显地采取了敷衍和抵制的态度。这些情况，不在西藏的张经武、张国华已经了解到了，他们也试图做出调整。但由于工委的工作思路不切实际，个别负责工委工作的领导坚持不“下马”，说“改革就是要经历阵痛的”，要解散藏*；马上改革，说“改革就是大发展”，在日喀则、江孜、亚东大发大洋，两次就把西藏发穷了，印度商人趁机大肆收购大洋。回过头来，发现“发穷”了，只能在拉萨成立收购银元队，从印度商人手中高价把大洋收回来发工资。这种情况下，张国华不得不带病返回到西藏，他果断地提出“坚决执行中央慎重稳进”的方针*策，已进行的改革必须“下马”，暂不改革。年9月4日，中央电示西藏工委：“从西藏当前的工作基础、干部条件、上层态度以及昌都地区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看来，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我们的准备工作也绝不是一两年内能够作好的。因此，实行民主改革，肯定不会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甚至还可能要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去。”即从年起算，再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间，共是六年。在六年内不进行改革的这一重大决定，于当年底传达给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府主要成员。年冬，印度举行释迦牟尼涅槃周年纪念活动，邀请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前往参加。经过中央同意后，他们于11月22日离开西藏出境。达赖一到达印度，即被区内外反动势力所包围。已在国外的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嘉乐顿珠、夏格巴、鲁康娃等人，加紧策动达赖留在印度，搞“西藏独立”。印度一些地方*府也公开宣称“西藏是个国家”，甚至挂出标志西藏“独立”的“雪山狮子”旗帜。这些调拨活动，影响了达赖的随行人员，达赖本人也在回国与否的问题上产生了动摇。年年底前后，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印度期间，先后对达赖及其随从官员进行多次谈话，重申了中央对筹委会工作、西藏民主改革的态度。周恩来向达赖转达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根本不谈改革，过六年之后如果可以改革的话，仍然由你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周恩来指出：“拉萨有些与‘人民会议’分子有关的人总想搞乱子，他们想要搞‘独立’，使西藏脱离中国，这是叛国行为。如果他们闹乱子，人民解放*一定要将叛乱镇压下去。”周恩来要达赖早日回到拉萨，不去噶伦堡；同时，还揭露一些人想把达赖留在印度的阴谋。在周总理耐心说服、晓以利害以及在随性的阿沛等爱国人士推动下，达赖喇嘛最终决定返回西藏，但仍在噶伦堡停留了20余日，年2月15日回到亚东，4月1日返抵拉萨。在此之前，班禅和阿沛已于1月底乘飞机回到拉萨。在达赖喇嘛赴印度、境外分裂分子大肆活动期间，拉萨、昌都一些分裂分子也与之遥相呼应，跃跃欲试。在*区采取措施紧急加强战备的情况下，并随着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分裂分子的活动才有所收敛。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到“六年不改”方针的实施，西藏形势进入了一个斗争更加尖锐复杂的时期。中央“六年不改”方针得到了大多数上层爱国人士的拥护，上层中的不安情绪有所缓和。但是上层分裂集团策动的叛乱活动，却在继续发展和不断扩大。西藏*区执行中央“西藏六年不改”的指示，*队实施大收缩，一批*队干部就地下地方，大批*队干部转业回内地，一些部队内调，驻藏部队兵力减少了三分之二。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地方上层分裂集团的“坚定”顽固分子如柳霞、鲁康娃等惊喜地看到了希望，他们认为，这是他们抗争的结果，他们一抗争，共产*中央*府就怕了，就把部队撤走了。加之，四川的甘孜、阿坝，青海、甘肃藏区已出现了局部武装叛乱，昌都地区的部分县效仿甘孜、阿坝也发生了叛乱。鉴于武装叛乱迅速向西藏蔓延，张国华不得不指示部队坚持“保点保线”“自卫作战”的原则，适时对叛乱活动进行有限度的*事打击，其目的是教育争取群众，使之能逐渐认清上层集团的反动面目，为将来的改革创造条件。（未完待续）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