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年开始国家实施“组团式”医疗和教育人才援藏*策，旨在促进西藏教育、医疗在较短时期实现跨越式发展。文章认为，“组团式”医疗教育人才援藏与阿玛蒂亚·森的反贫困“可行能力”理论相契合，意味着西藏扶贫模式的重大转换。而从“分散式”到“组团式”医疗教育人才援藏，本身也是对口援助方式的重大转换，通过其在精准扶贫中的“赋能效应”和“增能效应”的释放，实现其对提升“可行能力”的积极效应。
关键词：“组团式”援藏；可行能力；反贫困
一、引言
西藏的反贫困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年3月，中国*府制定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准备按照当时的扶贫标准，用七年时间（—年）基本解决万人的温饱问题。与此相应，西藏自治区也制定了对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扶贫方案，将察雅、嘉黎、索县、楠木林和定日等五县定名为“国家级贫困县”。年，中国*府在宣布完成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同时，制定了新的扶贫计划，即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年）。年，国务院扶贫办制定了到年基本消除西藏的绝对贫困问题的计划。可以讲，这是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由于特殊的自然条件，在全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中，西藏和四省藏区是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1］。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西藏在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要突出民生导向，必须在补短板上用全劲、使全力。其中，医疗和教育是两个突出的短板。需要通过突破医疗和教育这两个“短板”实现西藏扶贫模式的转换。针对这种情况，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发出《关于做好“组团式”援藏医疗人才选派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同年12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了《“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从此开始，国家在西藏实施教育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以下简称“组团式”援藏）。这是一项国家在西藏实施的教育、医疗发展促进计划。据调查，—年的三年间，各省市已累计选派名医疗专家组团进藏，对口支援西藏8所医院的建设，派出名援藏教师对口支援西藏20所学校的建设。学术界现有的对“组团式”教育医疗人才援藏问题的研究大体上遵循上述思路进行。基于援藏方式的创新，田昕、于亚滨总结分析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的主要做法和成效［2］，而阳妙艳则应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机制进行分析［3］，郝凤凤更具体地以拉萨L中学为例分析了“组团式”教育援藏的成效和问题［4］。基于民生改善的视角，钟秋明从区域教育差异的角度分析了“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面临的困难与问题［5］。“组团式”援藏表面上是西藏教育医疗事业发展的一种方式，而实质上则可以被理解为对口援藏方式的创新。从反贫困角度看待，教育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是提高“可行能力”的一种特殊方式。
年7月至9月，课题组采取半结构式访谈方法对“组团式”援藏作深入调查，先后深入拉萨、山南、日喀则、林芝、昌都以及西藏自治区部分机关，召开多层次座谈会，与援藏干部、教师、医生以及当地的干部、教师、医生进行面对面交流，目的是了解“组团式”援藏对边疆民族地区扶贫的重要作用。为了了解“组团式”援藏的相关情况，笔者进行了调查。调查方法以座谈会为主，同时辅以个案访谈、现场观察和文本收集。座谈会是收集援助方与受援方对“组团式”援藏看法的直接与主要途径，现场观察是考察事实真实性的重要渠道，个案访谈是深入了解事实细节的。文本包括国家、地方（包括西藏自治区*府，市县*府和学校、医院三个层面）的*策文本以及援藏工作简报，文本收集是准确把握*策、概念和措施的方式。本研究的资料收集时间集中在年。受中央统战部的委托，笔者牵头对“组团式”援藏作了较为全面的调查。西藏当地*府对调查活动给予接待安排。除安排一次西藏自治区区级部门座谈会外，每一个市安排一次市级领导和相关部门参加的座谈会，两个县区安排一次座谈会，实地考察所有被纳入“组团式”援藏的学校、医院，也考察了少量的非“组团式”援藏学校。（参见表1）
表1“组团式”教育医疗人才援藏座谈会一览表
基于上述实地调查资料，本文从反贫困的角度尝试将“组团式”援藏与西藏反贫困中的“可行能力”建设结合起来分析，以深化对“组团式”援藏的重要意义的理解。
二、“可行能力”：一种分析“组团式”援藏的新视角
众多的新闻报道反复阐述“组团式”援藏被认为是给西藏各族群众编织了一张教育、健康保障网，有效缓解了看病难、上学难，这是从*府提供民生保障角度认识的。而从对口援藏方式来看，“组团式”援藏则被认为是对口援藏方式的创新，因为“组团式”援藏一改过去短期化、分散化的教育医疗人才援藏模式，实现了从“单兵作战”向“组团作战”的转变，找准西藏教育医疗落后的病根，针对性医院科室建设，建立“传帮带”制度，培养本土化的教育医疗人才队伍，医院先进的管理经验移入西藏，力争在较短时医院、学校的人才、管理、设备三个“短板”。
如果从反贫困的角度去认识“组团式”援藏，则它被理解为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举措，教育发展最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医疗保健发展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主张，提升“可行能力”（capability）是反贫困的关键［6］。教育、医疗保健对贫困人口“可行能力”的改善起特殊作用，是保障贫困人口走出贫困的根本性力量。
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阿玛蒂亚·森对“贫困”给出的另外一种解释是权利的剥夺与获得。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写道：“合适的‘空间’既不是效用（如福利主义者所声称的），也不是基本物品（如罗尔斯所要求的），而应该是一个人选择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真正自由——即可行能力。”［7］他进一步写道：“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他举例说：“例如，一个节食的富人，就摄取的食物或营养量而言，其实现的功能性活动也许与一个赤贫而不得不挨饿的人相等，但前者与后者具有不同的‘可行能力集’”，因为“前者可以选择吃好并得到充足的营养，而后者则无法做到”［8］。但是，他强调：“自由同时还依赖于其他决定因素”，“我将特别地考察以下五种类型的工具性自由：（1）*治自由；（2）经济条件；（3）社会机会；（4）透明性保证；（5）保护性保障。这些工具性自由能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他们在这方面的整体能力，同时它们也相互补充。”［9］
作为五种“工具性自由”之一，“社会机会指的是社会教育、医疗保障及其他方面所实行的安排，它们影响个人赖以享受更好的生活的实质自由。这些条件，不仅对个人生活（例如，享受更健康的生活，避免可防治的疾病和过早死亡），而且对更有效地参与经济和*治生活，都是重要的。”［10］“更好的教育和医疗保健不仅直接改善生活质量，同时也可能提高获取收入并摆脱贫困的能力。教育和医疗保障越普及，则越可能使那些本来会是穷人的人得到更好的机会去克服贫困。”［11］
然而，与森给出的“社会机会”概念不一样，罗绒战堆教授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