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张建林在西藏乃东县普查绘图
年，西藏自治区文化厅与陕西省文化厅及文物局协商，派遣一支由7人组成的考古援藏工作队前往西藏拉萨、山南、阿里等地区，进行为期两年的西藏自治区文物普查。自此，全国援藏考古事业的序幕正式拉开。30多年来，陕西文物考古工作者一直没有间断支援西藏文物考古工作。如今，当年朝气蓬勃的考古队员多数成为年近花甲的老人，有的甚至已经去世，而有的则依然奋斗在援藏考古的一线，他们毕生都在为文保事业和汉藏文化交流做出宝贵贡献。
今年已63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张仲立研究员，是当年第一批进入西藏进行文物普查的考古队7人之一。回忆起31年前进藏考古工作，他的怀念之情跃然脸上，他告诉记者，那是他一生中工作最辛苦的日子，但也是最快乐的两年。
年青藏铁路调查中查秀塘遗址绘图
对高原世界有期待也有担心白天跋涉晚上补课
“因为条件太艰苦，7人中没有女性队员前往，即便是身体健壮的男同志去了，一下子也很难适应。”张仲立回忆道，当年自己32岁，接到进藏指令后又兴奋又紧张，因为去探索一片未知的世界对考古工作者来说无疑是最富吸引的事情了，但西藏高寒艰苦的条件也让自己捏了一把汗。刚到西藏，平均海拔多米的自然环境便给考古队员们出了道难题，大风、缺氧、高寒，一般人在这里走路都喘气，更何况还要在这里走访和发掘。
“安札的地方虽然一般在镇上，但文物点多数都在山上，要想详细考察，往往必须背着考古发掘装备跋山涉水，一走就是一天。”张仲立说，除了高强度的体力支出外，晚上回到营地还不能放松休息，必须恶补西藏文化和历史知识，如果不了解建立在藏传佛教基础上的藏族文化，文物工作是根本做不好的。
年去察雅县调查仁达摩崖石刻途中
考古队员从马背上摔下大昭寺内与喇嘛一同清修
八十年代中期，内地交通都还不发达，而在西藏，很多地方连路也没有，汽车无法到达的地方就得靠骑马、靠步行。“考古队员们不得不学着骑马，那时候西藏的马很多都没有马鞍，就只能直接骑在马背上，一天下来腿部、臀部都磨破了。”张仲立说，当时一位老同志还从马上摔下而受伤，好在无大碍。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考古队员们的热情，大家依旧对每天的工作充满期待。
不仅交通不便，日常的物资也相当匮乏。据张仲立回忆，自己在大昭寺进行文物普查时，前后在寺里住了两个月，这两个月中他们和寺内的喇嘛一同吃住。每天只有一种食物，就是混合着牛奶的糌粑团，虽然感觉一点都不好吃，但处在那个环境下，队员们都能坚持下来。
工作开展离不开藏族同胞热情帮助平生只为高原而醉
“连语言都不通，没有他们的帮助，考古工作无法进展。”考古队从陕西过去的只有7人，但工作开展过程中还有藏族工作者加入队伍。张仲立告诉记者，对西藏文物的保护和发掘，不仅需要大量查阅资料，还需走访大许多藏民和高僧，并寻求大量文物点线索。这些工作多亏了当地藏族文物工作者给予的帮助，没有他们，工作无法开展。
提及那两年在西藏文物工作的收获，张仲立向记者讲述了一件趣事。当年山南地区考古队收获颇丰，不仅发现了多处吐蕃时期墓穴，为藏族土葬相关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也收获了大量早起藏族寺庙建筑的宝贵资料。回到驻地，考古队员们把酒庆祝，从来不喝酒的张仲立生平第一次喝酒，并且第一次喝醉了。张仲立告诉记者，自己这辈子只喝醉过一次，是为了援藏考古工作取得的成就而醉，为高原而醉。
阿里是西藏的“西藏”在藏考古需要闯劲和韧性
两年时间在人生河流中并不算长，但两年在藏的工作却让张仲立一生难忘，时隔31年，往事对他来说依然历历在目。他告诉记者，在两年工作结束即将回陕前夕，所有队员都准备“全身而退”的时候，当时考古队中的小兄弟张建林却不愿意走，他执意要求前往西藏的“西藏”——连藏族人都不愿意去的阿里地区，寻找传说中的古格王朝遗迹。
“搞科研需要过人的闯劲和毅力，考古事业更是如此，”张仲立对说，“从那时起我就佩服我这位小学弟”。也正是基于那次对阿里地区的文物普查和线索发掘，张建林随后发现了大量古格王朝遗迹，并在接下来的30年来每年进藏考察，成为中国藏文化研究首屈一指的学者。
在交谈过程中，张教授反复强调，多年以来藏学研究的重点此前一直在国外，因而作为中国文物工作者，为藏学研究奠定历史文化基础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年回陕后一直主持秦俑发掘工作的张仲立没能再次踏上神秘的高原，但他说，“西藏是我们的西藏，西藏的文物和历史，我们中国学者不管，那谁管。”（作者：李轲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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